袁炜丨两汉时期“大夏”（Tochari）名辨
作者简介
袁炜，1989年生，甘肃兰州人，历史学硕士。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馆员，主要从事西域钱币学研究，西南出土文物展陈。
两汉时期“大夏”（Tochari）名辨[1]
本文对两汉时期希腊文、拉丁文、巴克特里亚文和汉文中吐火罗、巴克特里亚、大夏三个词汇进行辨析，得出以下结论：两汉时期，Daha并不是大夏。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大夏”从族群概念变为国家概念，最终变为地理概念。巴克特里亚和《史记》中的大夏地域仅是阿姆河以南的地区，吐火罗和《汉书》中的大夏地域则还包含铁门以南，阿姆河以北的地区。
一、两汉时期希腊、罗马史料中的巴克特里亚和吐火罗
在希腊文方面，关于吐火罗记录时代最早的是斯特拉波（Strabo）著希腊文文献《地理学》引述公元前100年阿波罗多托斯的记述，[6]言在公元前140年左右，“最有名的部落是那些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部落，他们是Asii、P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7]可见在斯特拉波眼中，Τόχαροι（吐火罗）仅仅是一个族群名称。而斯特拉波《地理学》将“大夏”这一地区称为Βακτριανήν（巴克特里亚）。“巴克特里亚”一词出现的时间早在公元前6世纪，当时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即将此区域称为巴克特里亚。[8]罗马时期Justin所编的拉丁文史书Trogus Prlogue中也有关于巴克特里亚与吐火罗的描述，引述公元前85年Trogus的资料，[9]故也罗列于此。Trogus Prlogue言，“塞种部族Saraucae和Asiani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和粟特”，“Asiani（成为）吐火罗的王族”，或释读为“吐火罗的王族（和）Asiani”，[10]由此可见，在Trogus Prlogue中，巴克特里亚（Bactra）指的是地理位置，而吐火罗（Tocharorum）则是部族名称。[11]成书于60—75年左右的希腊文文献《红海航行记》，言“一群非常好战的巴克特里亚人，从属于一个王”，[12]据学者研究，这位“被好战的巴克特里亚人所从属的王”即贵霜君主丘就却。[13]现阶段，对于贵霜是大月氏人还是大夏人，学界依旧争论不休。通过《红海航行记》可见，贵霜人被希腊人称为Βαχτριανῶν（巴克特里亚人），而非大月氏人或大夏人。继希腊人之后，罗马人也将贵霜人称为巴克特里亚人，罗马历史学者Ammianus Marcellinus（330—400年）写道：巴克特里亚人占据一个曾经非常好战和强大，并总是与波斯人不和国家临近的土地，直到他们迫使所有服从并合并于他们的部落归属到他们名下时……一些部落受制于上述巴克特里亚人，尤其是吐火罗。[14]可见罗马历史学者Ammianus Marcellinus同样将贵霜人称为Bactriani（巴克特里亚人），而将塞种南下巴克特里亚地区，灭亡巴克特里亚国的游牧民族称为Tochari。对于后世，史学者用吐火罗来指代公元前2世纪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塞种人，有学者指出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在此塞种四部中，吐火罗人数众多，二是吐火罗人战胜其余的塞种部落，独占巴克特里亚。[15]此外有学者认为，古希腊文献中的Tocharoi指称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人，Tacharoi指称索格底亚那的吐火罗人，Tagouroi指称敦薨或敦煌的吐火罗人，Jokoraioi指称伊塞克湖西岸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吐火罗人。[16]今按，古希腊文献中的“吐火罗”一词是外族词汇音译录写，不同的记录者在录写过程中所采用的字母有所差异，此系正字法的问题，而非当时的希腊人有意识用不同的拼写来指代不同地区的吐火罗人。二、两汉时期印度、中亚史料中的吐火罗
在巴克特里亚文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前，巴克特里亚文资料极为匮乏，仅限于苏尔赫·科特勒（Surkh Kotal）铭文及钱币、印章上的简短文字——其它所有文本几乎无法辨认或不可理解，以至于2007年时，学界还认为最早有关“吐火罗”的文献记载是383年汉译佛经《鞞婆沙论》中的“兜佉勒”，[17]其文言：“谓彼处若有兜佉勒人，彼作是念，谓兜佉勒语说法……世尊极知兜佉勒语胜生兜佉勒中者。”[18]《鞞婆沙论》又被译称为《阿毗达摩毗婆沙论》，《大唐西域记》言，《阿毗达摩毗婆沙论》是贵霜迦腻色迦时期，在克什米尔地区由迦腻色迦亲自召集的佛教第四次结集中所编写的佛教经典。[19]故其中“兜佉勒人”和“兜佉勒语”也可追溯到贵霜迦腻色迦时期，只是《鞞婆沙论》的原典已经亡佚，故无法考证《鞞婆沙论》中“兜佉勒”一词的原文。但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兜佉勒语”即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20]而迦腻色迦时代的罗巴塔克碑则言，“而且他停止了使用希腊语，然后推行雅利安语”，[21]巴克特里亚语在罗巴塔克碑中被称为“雅利安语”。由此可见在贵霜迦腻色迦时期，巴克特里亚语有“雅利安语”和“兜佉勒语”两个称谓。除译为汉文的印度文献中有“吐火罗”外，于阗文佛教文献中也有“吐火罗”一词，其中出自敦煌藏经洞的于阗文《迦腻色迦譬喻》（P.2787）的成文时间在9—10世纪，[22]但其描述的内容则为2世纪的贵霜迦腻色迦，开篇三行为带有于阗特色的梵文，其后为于阗文，相关内容如下：【梵文】闻如是，世尊在菩提中四百年后，巴里黑境内有国王名旃檀迦腻色迦，摧伏敌军，为佛世尊所授记，如此广说。【于阗文】闻如是，天佛涅槃后，一百年过去，那时，在吐火罗斯坦巴里黑境内的立轮王家族中，出生了一位英雄，具备美德与智慧，他被天佛授记，在阎浮洲上为力轮王，名为旃檀迦腻色迦。[23]据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的于阗国史书《于阗国授记》（Li yul lung bstan pa）所言：初，迦腻色迦王、龟兹王及于阗尉迟讫帝王等帅军远征天竺，占领娑枳多城时，尉迟讫帝王获得许多舍利，【现】亦奉安斯累喁窣堵波中。[24]关于贵霜迦腻色迦征伐印度娑枳多城的记载，也可见于罗巴塔克碑，其文言，“在元年已经对印度、对刹帝利诸城宣告，占领了……娑枳多。”[25]可见在迦腻色迦元年（127/128年）之时，于阗参加迦腻色迦对印度的征伐。故于阗文《迦腻色迦譬喻》中出现的巴里黑（bāhulaka）、吐火罗斯坦（ttahvāra | sthaima）、迦腻色迦（käṇaiska）这些专有名词，有可能是2世纪于阗对贵霜的原始记录。当然，也不能排除其出自2世纪迦腻色迦时代的相关佛教譬喻文献，并在此后翻译为于阗文的可能性。但至少可以证明于阗文《迦腻色迦譬喻》的“吐火罗”出自2世纪，指的是地理名称，且巴里黑属于吐火罗斯坦。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克特里亚文资料的逐渐披露，贵霜迦腻色迦时期“吐火罗”一词的原文得以考证。现在最早出现“吐火罗地”的是一个铭文为迦腻色迦十年的银盘，如以127年迦腻色迦纪元元年，[26]那此银盘铭文的时间为136年。其铭文言：“王中之（王）、天子从印度返回吐火罗斯坦”，[27]此后，在阿富汗北部出土两封嚈哒统治时期的巴克特里亚文信札中，也出现了“吐火罗斯坦”（τοχοαρστανο）一词。编号eh的信札言，“嚈哒的叶护，Parpaz的[sot]ang(?)，阿富汗的首席……Tukharistan和Gharchistan的法官”；编号jb的信札言：“致Sart Khudewbandan，嚈哒荣耀的叶护，纥露的统治者，嚈哒人领主的书记员，Tukharistan（和）Gharchistan的法官，贵族领主”。[28]据学者研究，这封信札的时代在480年左右。[29]由此可见，在贵霜人及其之后统治巴克特里亚的嚈哒人视角中，吐火罗（τοχοαρσ）则是地理名称。三、两汉时期中原史料中的大夏
在汉文方面，一些先秦与汉代文献记载先秦时期西北地区有“大夏”一族，有学者进行了相关考释。[30]而本文主要考证两汉时期的“大夏”，故暂不涉及这些先秦“大夏”的内容。关于汉代“大夏”记录时代最早的是张骞，张骞于公元前138年第一次出使西域，约在公元前128年到达大月氏、大夏。其关于大夏的描述是汉文史籍中的第一手资料，现录文如下：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
……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31]
由此观之，张骞在对大夏的描述中出现了“大夏国”一词，再加上其行文描述，对大夏的介绍均是按西域国家的格式套路。由此可见，在汉人张骞的视角中，“大夏”乃国家名称。此外，《汉书》中有对“大夏”的描述，但除五翖侯内容外，余系传抄《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相关记述，故兹不赘述。为何张骞对大夏的称谓选择“吐火罗”的音译，这与张骞使团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史记·大宛列传》言：“骞……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32]由此可见张骞使团的匈奴文化背景极为深厚，在匈奴生活十几年，向导、妻子都是匈奴人，张骞在到达大月氏、大夏时势必也会匈奴语。虽说现存的语言学材料无法说明匈奴语、月氏语与已考证出来各语言间的关系，[33]但从匈奴、月氏、康居、乌孙都使用“翖侯”这样的专有名词来看，[34]这些北方、西北部族，其专有名词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通用。而另一方面，张骞在到达大月氏、大夏前完全没有希腊文化背景，《史记·大宛列传》中没有任何关于张骞对希腊文化的描述。[35]是故张骞对大夏的称谓选择了西北部族专有词汇中“吐火罗”的音译，而非希腊人所称谓的“巴克特里亚”。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张骞所述“大夏”一词乃印欧语中Daha一词的音译，在印度吠陀文献中，Daha指代阿富汗地区原住民，社会身份低下，词义稍带贬义。[36]但从文献角度考虑，此说不妥。成书于12世纪的克什米尔史书《诸王流派》（Rājataraṅgiņī）言：那时在这片土地上有三个国王，叫Huṣka、Juṣka和Kaniṣka，他们修建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三个城[Huṣkapura，Juṣkapura，Kaniṣkapura]……这些国王热衷于虔诚的行为，虽然他们出身于Turuṣka族，在Śuṣkaletra及其它地方修建Maṭha、支提和类似的建筑。[37]据学者考证，《诸王流派》所述Kaniṣka王即贵霜君主迦腻色迦，Huṣka王即贵霜君主胡维色迦，而Juṣka则很难与贵霜君主对应，有学者认为其为印塞王朝在当地的统治者，而Turuṣka一词，斯坦因将其比定为Turkish（突厥）。[38 ]然中外史料中“突厥”一词最早出现要迟至542年，[39]距贵霜君主迦腻色迦在位年长达近400年，再加上贵霜统治者的族源有大月氏、大夏两种说法，故笔者认为Turuṣka当比定为Tuγrak（吐火罗），而非Turkish（突厥）。即《诸王流派》明言贵霜君主族源于大夏（吐火罗），这可以与一些学者通过汉文史籍考证五翖侯源自大夏相印证。[40]相似的例子可见中古波斯史诗《列王纪》（Xvaδāy-nāmaγ）中巴赫兰五世（Bahram V，420—438年在位）战胜入侵伊朗的“突厥”实际可修正为巴赫兰五世战胜入侵伊朗的“吐火罗”（即寄多罗贵霜）。[41]另有观点认为贵霜与突厥同源，故《诸王流派》所述Turuṣka确为突厥，但就语言学考证来看，汉代说突厥语的一些人群的祖先是坚昆和丁零，[42]而非月氏。学界对月氏与突厥同源的论证已有驳斥，现有的证据不能证实月氏与突厥同源。[43]是故印度系史书《诸王流派》中，贵霜君主迦腻色迦属于吐火罗（Tuγrak）人，而不是Daha人。考虑到《诸王流派》是在谈及贵霜君主迦腻色迦和胡维色迦时提到Turuṣka一词，故虽说《诸王流派》成书于12世纪，但其中Turuṣka一词的来源可以追溯到2世纪贵霜君主迦腻色迦和胡维色迦在位时。是故说明在2世纪，印度人将Turuṣka视作民族名称。根据不同视角文献描述的时间顺序拟构“大夏”（Tochari）一词词义的演变顺序，可以看到。在公元前140年左右，希腊人占据的巴克特里亚地区被游牧民族“大夏人”所攻陷。十余年后，于公元前128年出使到达此地的汉人张骞将“大夏人”在此建立的政权称为“大夏国”。又过了200多年，136年贵霜人将曾属于“大夏国”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称为“大夏地”。与此同时，贵霜统治下的印度称贵霜君主为“大夏人”，而西方的希腊、罗马人则称贵霜人为巴克特里亚人。四、两汉时期大夏的地域
希腊文巴克特里亚、汉文大夏、巴克特里亚文文献中的τοχοαρστανο三者疆域是否完全一致，可从文献等角度进行考证。斯特拉波《地理学》言，“阿姆河，巴克特里亚人和粟特人之间的边界”，[44]据研究，斯特拉波对巴克特里亚和粟特边境的描述可能借鉴于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5年—前193年）的记载。[45]而《史记》言：“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巴克特里亚文文献中还未发现对τοχοαρστανο疆域的描述，但可根据玄奘对此地区的描述进行补充，《大唐西域记》言：“出铁门至覩货逻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阨葱岭，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46]由此可见，玄奘不但描述了吐火罗故地的疆域，还准确介绍了吐火罗地区所行用的巴克特里亚文，故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相关描述来补充巴克特里亚文τοχοαρστανο资料的不足。Ὤξου是古代希腊人对阿姆河的称谓，妫水是张骞对阿姆河的称谓，而缚刍河则是玄奘对阿姆河的称谓。可见西汉时期，斯特拉波《地理学》对巴克特里亚地区与《史记·大宛列传》对大夏国北部边境的描述都是阿姆河以南。但到了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覩货逻故地的地理范围则向北扩展至铁门，阿姆河则成为吐火罗地区“中境”的一条河流。[47]至于吐火罗地区在何时向北跨过阿姆河的，这可从历史地理学、年代学等的相关考证得以初步落实。《汉书·西域传》言，“大夏……有五翖侯”；[48]《后汉书·西域传》言：“（月氏）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驸顿、都密，凡五部翖侯”。[49]关于五翖侯的地理位置，学界的考证方法只能基于汉文史籍中的地名与非汉文材料中的地名进行匹配，由此提出了各种不同观点，但主流的观点均认为，贵霜翖侯在阿姆河以北，赫萨尔山脉以南的瓦赫希河流域，都密翖侯在阿姆河以北，赫萨尔山脉以南，博依孙山岭以西南的苏尔汉河流域。[50]故贵霜翖侯、都密翖侯位于阿姆河以北，铁门关（位于博依孙山脉）以南的北部大夏（吐火罗），由此可见，在五翖侯建立时，吐火罗地区已向北跨过阿姆河，抵达铁门。而大月氏建立五翖侯的时间，《后汉书·西域传》泛言距丘就却灭四翖侯，自立为王的时间百余岁。[51]考虑到《史记·大宛列传》言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骞因遣副使使……大夏……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52]此事是在公元前118年，可见此时大夏地区派遣使者出使西汉，故在公元前118年大夏还没被分为五翖侯；在悬泉汉简的纪年外交简中，记载了公元前43年的双靡翖侯和公元前37年的休密翖侯，[53]可见在公元前43年大夏地区已被分为五翖侯，故大夏地区被分为五翖侯的时间在公元前118～前43年间。而大夏（吐火罗）地区向北扩展到铁门的时间也在公元前118～前43年间内。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大夏”（Tochari）从族群概念变为国家概念，最终变为地理概念。巴克特里亚和《史记》中的大夏地域仅是阿姆河以南的地区，吐火罗和《汉书》中的大夏地域则还包含铁门以南，阿姆河以北的地区。
[1] 本文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ZDA198）的阶段性成果。
[2]《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2～6253页。《新唐书》成文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其距张骞所述“大夏”的时间已近1200年，且为孤证，关于这一观点的可信度，有学者指出，《新唐书》此言依据唐朝与吐火罗国有极密切交往，在吐火罗国置有都督府州，册封其国王，并极为频繁地接受吐火罗来贡唐朝的记录所编纂的文献，应是极为可靠的。参见〔日〕内田吟风撰；斯英琦，徐文堪译：《吐火罗国史考（上）》，《民族译丛》1981年第2期，第47页。
[3]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15页。
[4]Edwin G.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1991, pp.69, 334.
[5]王炳华《“吐火罗”译称“大夏”辨析》，《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9～113页。另有学者不同意此观点，认为汉文“大夏”指的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月氏才是希腊史书中的“吐火罗（Tochari）”，但从对音角度考虑，此说缺乏依据。参见Yang Juping, “Some Notes on Dayuezhi, Daxia, Guishuang, and Dumi in Chinese Sources”, The Silk Road,Vol.14, 2016, pp. 100, 101.
[6] W. W. 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515.
[7] Horace Leonard Jones,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 English Translation Volumes V,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260-261. 汉译本参照〔古希腊〕斯特拉博著，李铁匠译《地理学》，三联书店，2014年，第761页。
[8]王欣：《从巴克特里亚到吐火罗斯坦——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古代民族的变迁》，《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第38～39页。
[9] W. W. 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p.515.
[10] Justin: Trogus Prlogue. 转引自Harry Falk,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December 5 to 7, 2013, pp.58, 59, 81.
[11]已有学者注意到此问题，并指出不能将希腊文Βακτριανήν直译为汉文“大夏”，参见杨建新《吐火罗论》，《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第18～22页。
[12] Lionel Casson,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80-81. 有学者将《红海航行记》此段文本中ὂντων一词修订为κουσαν或Κοόσαν（贵霜），直指此王是贵霜王，参见Harry Falk,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Bremen: Hempen Verlag, 2015, p.92.
[13] Michael Willis,Buddhist Reliquaries form Ancient India,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p.42.
[14] Harry Falk,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p.120.R. Garrent Bainbridge,Ammianus Marcellinus Description of the 18 Provinces of Sasanian Empire, Sasanika Sources, pp. 9, 10.
[15]余太山：《贵霜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页。
[16]牛汝辰：《新疆地名的积淀与穿越——新疆地名历史语言学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91页。
[17] Edvard Rtveladze, “Monetary Circulation in Ancient Tokharistan”. Joe Cribb &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89. 另有观点认为《后汉书》的《西域传》《和帝纪》中在和帝永元十二年（100）遣使内附的兜勒即吐火罗，然随着近年来贵霜帝国早期阶段年表逐渐清晰，可明确当时贵霜帝国正值丘就却或威玛·塔克图统治时期，势力强盛，占据整个吐火罗、罽宾，并攻伐印度，故此说不妥，参见王国维《西胡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61年，第613页；王福利《〈摩诃兜勒〉曲名含义及其相关问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93～96页；Harry Falk,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pp.100-109.
[18]阿罗汉尸陀槃尼造，（前秦）〔罽宾〕三藏僧伽跋澄译《鞞婆沙论》卷9，《大正新修大正藏》第28册，No. 1509，第482页。
[19]（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331～333页。
[20]刘子凡：《吐火罗史料辑注》，王炳华主编：《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
[21] Nicholas Sims-Williams, “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Rabatak: A New Reading”.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Vol. 18, 2004, p. 56. 罗帅：《罗巴塔克碑铭译注与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22]范晶晶：《缘起——佛教譬喻文学的流变》，中西书局，2020年，第91～100页。
[23] Harold W. Bailey, "Kanaiska".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 74, no. 1,1942,pp.14-28.
[24]朱丽双：《〈于阗国授记〉译注（上）》，《中国藏学》2012年第S1期，第259、260页。《于阗国授记》内容讲述于阗佛教教法史，其编撰年代，有学者推断在830年，其中对于唐代于阗王统，学界普遍认为其属于信史，但对于《于阗国授记》所述相当于汉朝时期的于阗王统，则被认为具有传说性质。参见朱丽双：《〈于阗国授记〉所载早期于阗王统研究》，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中西书局，2017年，第199、200页。笔者将另文通过《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罗巴塔克碑考证《于阗国授记》此段叙述的真实性，兹不赘述。
[25] Nicholas Sims-Williams, "The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Rabatak: A New Reading".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New Series, Vol. 18, 2004, p. 56. 罗帅：《罗巴塔克碑铭译注与研究》，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26]关于贵霜年代学中迦腻色迦即位年代这一问题，学界长期有争议，近年来逐步统一为迦腻色迦即位于127年，参见David Jongeward and Job Cribb with Peter Donovan,Kushan, Kushano-Sasanian, and Kidarite Coins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New York: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2014, p. 4. Hans Loeschner, “Kanishka in Context with the Historical Buddha and Kushan Chronology”. Vidula Jayasval (ed.),Glory of the Kushans – Recent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12, pp. 137-194. Osmund Bopearachchi,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Kushans”.Res Orientales, vol. XVII , 2007 , p. 50.
[27] Nicholas Sims-Williams,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from the time of Kanishka”. In Harry Falk(eds.),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t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 2013,pp.257,261. 关于贵霜君主称号中βαγεπορο一词释读为“天子”而非“神之子”，参见袁炜：《丘就却王号研究》，《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第8～11页。
[28]〔英〕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著；李鸣飞、李艳玲译：《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文献》，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91、193、315、316页。
[29]马小鹤：《吐火罗国史新探》，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21页。
[30]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4～28页。
[31]《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160、3164、3166页。
[32]《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7页。
[33] Edwin G. Pulleyblank, “Why Tocharians?”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23,nos.3-4.Washington,1995, pp.417-428. 汉译参照徐文堪译：《蒲立本西域史二题》，《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1～106页。
[34] Joe Cribb, “Kujula kadphises and His Title Kushan Yavuga”. Victor H. Mair (ed.),Sino-Platonic Papers, Number 280, 2018, pp.1-20. 汉译参见〔英〕克力勃著；袁炜译：《丘就却及其贵霜翖侯头衔》，《吐鲁番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28～139页。
[35] W. W. 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 India,pp.282, 283.
[36]王炳华：《“吐火罗”译称“大夏”辨析》，《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9～113页。
[37] Harry Falk,Kushan Histories Literary Sources and Selected Papers from a Symposium at Berlin, December 5 to 7,p.139.
[38] M. A. Stein,Kalhaņa’s Rājataraṅgiņī 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śmīr,New Delhi: Shri Jainendra Press, 2009, pp. 30-31. 此外，有学者认为贵霜属于“原始突厥人”，故也将此处的Turuṣka比定为“突厥”，参见杨富学、米小强《贵霜王朝建立者为大月氏而非大夏说》，《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71页。
[39]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40]余太山：《贵霜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7页。
[41]万翔：《寄多罗人年代与族属考》，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9辑，中华书局，2009年，第136页。另有观点认为《列王纪》相关章节中的Turkistán指代突厥的土地，Turkmans指代嚈哒，Túrán指代位于突厥土地上的游牧民族，但《列王纪》相关章节中另有Haitálian一词指代嚈哒，是故笔者对此观点并不认同，参见Firdausí:Sháhnamá.转引自Yu Taishan,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Hephthalit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pp.108-125.
[42] Edwin G. Pulleyblank, “the ‘High Carts’: A Turkish-Speaking People Before the Türks”,Asia Major 3, no. 1. London, 1990, p.21. 汉译参照徐文堪译：《蒲立本西域史二题》，《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第97页。
[43]王斐烈：《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中德学刊》1943年第1、2期，第227页。
[44] Horace Leonard Jones,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 English Translation Volumes V, pp.280-281. 汉译本参照〔古希腊〕斯特拉博著；李铁匠译：《地理学》，第768页。
[45] Bertille Lyonnet, “The Problem of the Frontiers between Bactria and Sogdiana: an Old Discussion and New Data”. Adalbert J. Gail and Gerd J. R. Mevissen(eds.), South Asian Archæology 1991,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3, p.197.
[46]（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00页。
[47] B. N. Mukherjee,Kushāņa Studies: New Perspectives, Kolkata: Firma Klm Private Limited, 2004, pp.194-195.
[48]《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4年，第3891页。
[49]《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
[50]近年来关于贵霜五翖侯地理位置考证的文章见Frantz Grenet, “Nouvelles Données Sur la Localisation des Cinq Yabghus des Yuezhi. L’arrière Plan Politique de L’itinéraire des Marchands de Maès Titianos”. Journal Asiatique 294.2, 2006, pp.330-338. 汉译参见〔法〕F. 葛乐耐撰；王楠译：《关于月氏五翖侯地点的新材料——商人马埃斯·提提安努斯游历的政治背景》，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38～243页；Harry Falk, “The Five Yabghus of the Yuezhi”.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New Series Volume 28, 2014, pp.25-33. 汉译参见〔德〕傅鹤里撰；庆昭蓉译：《月氏五翖侯》，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65～180页；Joe Cribb, “Kujula kadphises and His Title Kushan Yavuga”. Victor H. Mair (ed.),Sino-Platonic Papers,Number 280, 2018, p. 5. 汉译参见〔英〕克力勃著；袁炜译：《丘就却及其贵霜翖侯头衔》，《吐鲁番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0、131页；姚大力：《大月氏与吐火罗的关系：一个新假设》，《复旦学报》2019年第2期，第70～72页。需要指出的是，此历史地理学的考证结论与考古学出土钱币所反映的情况有所矛盾。苏联考古工作者对阿姆河以北地区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显示，在阿姆河以北地区还未出土有丘就却钱币，最早的贵霜钱币是无名王（威玛·塔克图）钱币，故有考古学者认为只有到威玛·塔克图时期贵霜才统治了阿姆河以北的地区。参见Edvard Rtveladze, “Monetary Circulation in Ancient Tokharistan”. Joe Cribb &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389-391.〔印〕A. K. 纳拉因著；王欣译注：《内亚印欧人》，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33页。
[51]《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1页。
[52]《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69页。
[53]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02～203页。
文章来源
转自公众号“西域研究”2022年4月22日，特此备注！
原刊《丝路文明》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第3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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